为汉字(繁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呼吁书–苏立群老师

中国朋友发来短文,短短两行字里头,有繁体字,有简体字,看得我心慌。怎么会简繁共用呢?原来是电脑软件在作怪。

我喜欢繁体字,也可以接受简体字,毕竟是靠简体字吃饭的,不能说简体字的坏话。可是,看到简繁混杂,就好像在阅读英式英文时,给几个跳出来的美国拼音吓坏一样。

几年前,我的老师,英国亚非学院的苏立群老师就已经呼吁:为汉字(繁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转载如下: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苏立群(伦敦)

  一.申报繁体汉字为世界文化遗产(以下简称“汉字申遗”)的原因汉字经世不衰的奇迹就如同一位生于3000多年前的人至今健在。我们的汉字是一个活的博物馆,是一套完好的、上古时代人类社会的百科全书。 //

  汉字是世界上三种最古老的楔形文字之一:西周时我们的祖先就在使用甲骨文,至今已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传留下来的楔形文字:其他两种楔形文字一种是5500年前在两河流域由苏美尔人创造的;另一种是5000年前在非洲尼罗河流域使用的古埃及圣文。不过,由于战争,巴比伦帝国与古埃及王国的文字都已消亡。

  在我们数千年华夏的历史上,虽历经外族的侵略,但是汉字始终都没有受到侵害,而且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我们的文字由早期的甲骨文衍化成现代的汉字。

  汉字的形、声以及其表意等的结构,加上汉字近50000字的庞大系统为使用汉字的人留下了丰富的古代人文资料。

  可以这样说,汉字系统完好无损地得保存了数千年是一个文明的奇迹;而在这个意义上,汉字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人类;汉字所揭示的秘密,具有上古时期人类生活的普遍意义;为世界保存了一幅古代人类活动的全景图,汉字承传的巨大信息为研究远古时代的人类社会提供了宝贵的人文资料。

  比如:

  取--左部为耳,右部的“又”是右手三个指头的变形,其意为,在远古的战争中,要用手(通常是右手)拿下敌人的左耳为立功的证据;而古印地安人有此习俗。

  武--是由左下与右上两部合成,左下是止的变形【一说脚趾】,右上是一种武器“戈”的变形;两个组合后,《说文》的作者许慎解释为:能够制止大动干戈者,才是“有武”的表现。以“脚趾”说,则是表示--“有力量”是“需携带武器并行进的”(类似武装操练或军事演习),惟此方能使敌人震慑--古埃及的贤明帝王也有具有同样的睿智。

  靈--由雨、三个口与巫上、中、下叠成。这是上古时期求雨的情况。巫师在地上做法,调动百姓祈祷,于是众口乞求,其声音可以使在天庭掌管降雨的神明放下甘露来。这般的祈祷方式遍及世界各地人类的祖先。

  圣――上面是耳与口,下面是将天-地-人“三横”连接起来的“王”者。其意非常明显:一个王者不可主观独断,所以有大耳、大口在上,鼓励谏言铮语,只有兼听则明,方可从善如流,行王道、施仁政,到达圣贤的境界。这与古代希腊的哲学家所阐述的“伟人”非常近似。

  二.申遗的背景

  汉字自古而今逐渐简化是物竞天择;但是这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提出的“文字革命”是两回事:他们近百年来强行推动汉字简化的最终目的是要将汉字“拉丁化”。我们目前使用的简化字系统只是一个通向拉丁化的“中途岛”。

  客观地说,汉字从古至今从笔画上是简单化,从字形上是方块化:正如很多文字专家所说,从中国几千年的文字史来看,汉字一直在趋向简化(同时汉字也存在着少数汉字繁化的情况,如“然”到“燃”的繁化):从甲骨文到金文的简化,又简化到大篆,再简至秦代的小篆。由小篆到汉代的隶书,不但是简化,而且是“横矩形化”;这段历史被文字家称颂为“隶书革命”;到了魏、晋、南北朝,又从“方块化”到楷书,以至再简化到行书、草书以及间于二者的行草体。

  但是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这段时间里,汉字从繁体字改变成简化字并不是语言文字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在一种盲目崇拜西方社会、“唯西方文明是从”思想影响下的产物。这种从思想理念到语言文字的“西化”思潮的真正目的是:不仅要把汉字从繁体到简化,而且还要把简化字最终变成拼音化--拉丁化的文字。

  一个世纪以来,一些大学问家,大文学家,汉文字学家,甚至一些伟人都明确地表明汉字简化的“归宿”是“拼音化”--将我们的方形的象形文字变成汉语拼音。

  比如鲁迅说:学习汉字耗时费事,“时间就是生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与谋财害命”。又说,拉丁化“只要认识28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除懒虫和低能外,就谁都能写得出。”【鲁迅《门外文谈》】。钱玄同则提出了著名的“废汉字”【1920年《新青年》第七卷第三期】的口号,他说--汉字“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简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同上】。胡适不但支持鲁迅跟钱玄同,他还说:简化--“这虽然不是彻底的改革,但确然是很需要有一桩过渡的改革”【1923年《国语月刊》〈刊头语〉】。连毛泽东也说过:“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拼音的方向。”【1955年10月吴玉章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的讲话中所引用的毛泽东的话】

  按照以上这些人的观点,汉字最后的结局就是“必亡”,取而代之的是拉丁化。

  欧洲人类学家、语言文字学家的看法;子介的看法;一个《圣经》中的故事;“狼与羊毛”--一个生态故事。

  人类学家与语言文字学家的看法值得注意人类“人种的系谱”与“语言的系谱”几乎可以重合。就是说,一种种族说一种语言是物竞天择,并非偶然。【The Great Human Diasporas. By L.L.Cavalli-Sforza, 参见科学出版社《人类的大迁徙》〈“达尔文的预言”一章〉】

  从人类漫长的语言发展的速度来看,一种语言经过一段时间就可能变成另一种语言。有几个例子,一个是今天的欧洲人已经不能与他们说拉丁语的祖先交谈了;一个是中国满族语言文字的例子:大清王朝自1644年建立到现在,绝大多数满族人已经不会使用他们的语言文字了,汉字跟汉语替代了他们的原有的语言,满文化如今已经成了一种需要考证的历史现象了。

  语言文字变异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征服者”的出现(也有“被征服者”出现成为语言突变的情况:如满族是统治者,反被汉文化同化而失去语言文字的例子):征服者通常在物质力量(军事和经济)上占据优势,并以强硬的手段推行他们的语言。这个情况过往与现代都有。“说印欧语的征服者到达伊朗和印度对达罗毗查语起了怎样的作用……欧洲的凯尔特征服者们似乎有过同样的情况。在西欧的英格兰,凯尔特人所强加的语言后来又让位给了拉丁语;而在英国,拉丁语后来又被盎格鲁-撒克逊征服者的语言所替代……”【The Great Human Diasporas. By L.L.Cavalli-Sforza, 参见科学出版社《人类的大迁徙》〈“征服者的语言”一章〉】。不过现代的历史稍有不同,现代的征服者不一定使用军队的铁蹄,他们使用的是科学与技术的手段--其特点是被征服者自动缴械,自动放弃自己的语言文字--这正是中国近百年前发生的事情,用清末民初改革家梁启超的一句有关“人种优劣”的话作“文字优劣”的对仗便是:“五色人相比较,白人最优,以白人相比较,条顿人最种优,以条顿人相比较,盎格鲁撒克逊人最优。”【梁启超《新民说》“序论”】若按此论,中国人除了语言文字不行以外,连是中国人种都感到羞辱了;那么我们黄皮肤的是否应该进行人种“漂白”呢?不过漂了白以后也未见得能成为盎克鲁-撒克逊人(即当今的英、美白人大类),最有可能的是“画虎不成,反类其犬”。

  从纯科学的角度而论,语言文字不适用在生物学上出现的“进化”规律,所以语言文字没有“进步”与“落后”之说。从这个科学的维度来看,我们现行的汉字并不是古汉字的进步。而“拉丁化的中文比象形汉字更先进”之说就更缺乏理论方面的依据。1969年美国教授阿瑟-詹森(Arthur Jenson)说,“在美国白人和黑人间所观察到的智商的区别,白人大约多15分。(以100做标准)。”【载于1969年著名的《哈佛教育学述评》】。这个说法出来后,立刻被种族主义者所利用。当然后来这个说法被否定,除了各种原因外,是由于在70年代末期,科学家还发现“日本人的平均智商比美国人高11分,很接近于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智商差距,即15分左右,这就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日本人和美国白人间的差异是遗传性的还是环境性的?……一个也许并不明显的事实是:从我研究不多的日本文字中看出(大部分与中国文字相同,是从中国文字派生出来的),要学会它显然需要努力记忆和灵活分析,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但是得到的好处可能也是相当可观的。你的智商也是,而且主要恐怕是取决于你准备对需要专心和动脑子的学习问题和实际问题付出了多少努力。”【The Great Human Diasporas. By L.L.Cavalli-Sforza, 参见科学出版社《人类的大迁徙》〈“智商”一章〉】L.L.Cavalli的这个看法很接近上海郭可教授于90年代提出的西方语言是左脑文字,中文是左右脑并用的“复脑文字”。

  安子介先生

  安子介先生是香港有名的实业家,也是一位语言学家;他的语言学的知识不全在对语言学本身上,而更多的在他能熟练地讲英、日、法、德跟西班牙语五种外语方面。他对汉字简化最后“拉丁化”(即拼音化)的看法是截然相反的,因为他说过一句:“21世纪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的话。

  安先生在他新近出版的《解开汉字之谜》与过往关于汉字改革的文章中,强调了几点:一,秦朝用小篆统一文字,是由于战国时期虽然小国遍布,但是大家都使用汉字,所以才能统一得起来。而且这个传统延续了几千年。二,汉字有奇特的承传功能,它将中国的古代文化承传给后代,如我们的经典《易经》《论语》《道德经》等。三,有了汉字,能团结中国;没有了汉字,也能分裂中国。汉字的拉丁化、用拼音来替代方块字,其结果是你说你的方言,就用你的那套拉丁拼音;我说我的方言,就用我的那套拉丁拼音;结果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国家将四分五裂,将出现江苏国,广东国……。安子介先生还说,日本与韩国都在近代史上有过以拼音取代汉字的情况,但是都半途而废了。他指出,欧洲现今分裂成众多的国家,语言不统一是原因之一。连我们的邻邦印度都意识到了文字不同所带来的危险;曾任印度总理尼赫鲁说过一句:“语言既是团结的因素也是分裂的因素”【?】--印度由于语言不同,所以长期以来一直被分裂的问题所困扰。【此节摘自本人《万言寄语--致教》】

  《圣经》里的故事

  这里,为了从理论上“声援”安先生,我插入一个记载在《圣经》里的事情:古代的巴比伦的遗址位于巴格达以南八十公里处,在今天的语言里,这座城市被称为巴比拉尼(Babilani),意思为“天神之门”……后世称作巴比伦塔。这是一座七层的金字塔形的神庙,有九十多米高。《圣经》上说,巴比伦人想建立一个有一座通天塔的强大城市。上帝不喜欢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决定阻止它。于是,上帝让所有的建筑工人说不同的语言,结果造成的混乱使得建塔成为泡影【《圣经》创世纪11;9】。

  我本人在英国教汉字的经验

  下边是我的一点经验:有些人说:汉字的简化字(甚至拼音化)会使得外国人学习汉字比原来容易许多。我觉得这样的看法是缺乏证据的。我本人在英国教了近二十年汉字,我没有这样的感觉。作为外国人,中国老师教他们什么他们就学什么,并无简繁之分。真正令他们困惑的是我们有两套文字:当他们花费了九牛二虎的气力终于学会了一种以后,突然发现看另一种时几乎又成了文盲!他们不但很愤怒,而且觉得受了欺骗。

  简化字、繁体字我都教,实际上学生是各有所锺。倒是当他们学会了其中的一种,再“补另一种的课”时,那么“从繁到简者”会为他们失去的部分而遗憾;“从简到繁者”会为他们获得“补充”而欣喜,如:

  爱-爱:原来是爱从心起,简化后爱只余下朋友之情了。

  國-国:原来是金戈在手,众人一口,方可卫国;现在是象征财富的玉石。

  開-开:原来是门下的动作,简化后门没有了。皮之不存,毛将附鄢?

  龍-龙:原来是银鳞片片,一付英雄的气概,简化后褪了铠甲,所以龙气全无。

  龜-龟:原来是古占,龟壳占卜后有各种图案出现。简化后成了半鱼半蝎。

  不过总的来说,由于有文化的间隔感,外国学生通常更喜欢学带有更多文化信息的繁体字,而并不介意多写一些笔画。【此节摘自《万言寄语--致教》】

  狼与羊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澳洲是著名的生产高级羊毛的地方。但是自七十年代以来,澳洲人觉得野狼对产毛羊是个很大的威胁;于是展开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打狼运动;因此狼的数字大为减少。固然这个运动使得羊被狼咬死的数目锐减,可是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澳洲出产的羊毛的质量明显地下降。经过科学家的研究,原来羊毛的质量与狼的威胁有直接的关系:由于有被狼咬死的威胁,使得那些最强壮的公羊有较多的机会在羊群中建立自己的地位,从而在与母羊交配上得以占上风。因此产出的小羊体质也强壮,羊毛的质量也更好。狼没有了,母羊的“情人”便滥觞了,出世的小羊也都成了凡种庸胎,于是羊毛的质量下降!

  鉴于我是“恢复繁体”派,所以繁体字不但应该恢复,我甚至希望启动一些功力深厚的文字学家,文学家重新整理一些字与词,并以身作则,写出一些好的例句,做出一些好的文章,以此来鼓励后学们使用。尤其是一些连词、介词,我自己是写书的人,常常为我们的字库里的词语的贫乏而苦恼;另外,有些古文里的动词现在很多都加了一个字成为名词,使得我们现今的话语不如古文的生动。比如“母”,本来动、名通用,如今只可用做名词,而且通常还要添上一个“亲”,母亲。

  在此,我拿出一段提倡中国文字拉丁化的梁启超先生的文章,先将他的原文录在下面;然后我再将他的这一段话用拼音记录下来,以做比较:

  “然则救危亡求进步之道将奈何?曰,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蛾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籍,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阔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鱼如鹦鹉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毋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梁启超《新民说》“进步论”】

  以上我仅是随随便便撷取梁公的几行“汉字”,已经是“色香味”俱全了,有着超等的感染力。对现代思想史或对现代文学稍感兴趣的人都会熟稔梁启超那日月临空,精辟贴切的文采;而他行文的气势也是长虹贯顶,绕柱不散的;更加之音律上的抑扬顿错,使人朗读起来便如金铃缀地,玉盘落珠,妙不可言。正是这一颗颗汉字,使得当时千千万万中国读书人奋然而起,响应他的“革命”。这些人中就有胡适。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胡适《四十自述》】

  变成拼音:

  “Ranze qiu weiwang qiu jinbu zhi dao,jiang naihe? Yue,bi qu shu qiannian hen bao hunzhuo zhi zhengti,posui er jifen zhi,shishu qianwan ru hu ru lang ru huang ru e ru qu zhi guanli shi qishe shu cheng hu zhi pingji,ranhou neng didang changwei yishang yu jinbu zhi tu ye!Bi qu shu qiannian fubai roumei zhi xueshuo,kuoqing er ci pi zhi,shi shu baiwan ru duyu ru yingwu ru shuimu ru chuquan zhi xuezi wu dei yao bi nong she wu wen jiao zi,wei minzei zhi houyuan, ranhou neng yi xin ermu yi xing jinbu zhi shi ye!”

  天地良心,真不知需何等的语言之高手或话剧的名角儿才能读得出来以上的佳文--要是上面那段用吴侬软语或唐山塌腔拼念出来,就更不知是什么样子了。【 此节摘自《万言寄语》】

  汉字申遗中繁体汉字的时间概念

  汉字应以清代的《康熙字典》为基准申请申遗

  以清代的《康熙字典》为上限的繁体字,以五十年代中期简体字在中国使用为下限,共三百五十余年。

  汉字最早、编辑得较科学的字典是东汉时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全书一共收了9353个汉字,并归纳成540个部首。到了明代,梅赝祚的《字汇》将《说文解字》中用文字法原则编辑的部首压缩到以检字法为原则的214个。而后来的清代的《康熙字典》与旧《辞海》都仿照了《字汇》的编法(建国后出版的《新华字典》又减少到189个部首)。所以我们汉字申遗的版本最好以较为近代的《康熙字典》为基础。

  五,汉字发展的历史与情况

  汉字从古至今又两个减少,一是笔画的减少,一个是实用字的减少。汉字的劣势是复杂难学,但是同时也是优势,学习汉字对孩子是一个严格的文化、历史、哲学、美术、声乐的训练。汉字的信息化赋予了它新的生命。

  汉字总体数量与使用频率之间的矛盾不独在汉字系统中出现,在其他语言文字中都有。就拿较为人所熟悉的英语来说,莎士比亚在十六世纪使用的英文词汇就远远高于现代的英国人。

  从现在得到的史料,汉字(单字)最多的时候,即1915年出版的《中华大字典》达到了48000余个,超过了康熙55年《康熙字典》收的47035个汉字的记录,而我们现代的《辞海》收字为14872个,这个情况说明汉字的常用字远少于其总数,语言其交流的功能在物竞天择的原则下自动地减少到一个相对合理的程度。

  按照统计学,《现代汉语常用字表》选收了2500个常用字、1000个次常用字,共3500字。即使是专门搞文学的人,能够使用4000个汉字已经算是用字很丰富的了。也就是说,我们平时最多使用汉字总量的十分之一左右,而其余的十分之九都是束之高阁的生僻字。

  一个字的用与不用虽说是取决于字本身的实用性而与字的难易度没有直接的关联;这是其一,也是最重要的。但同时也有一个教育的问题。如果自幼受到过严格的经典训练,我们在成人以后,就能较广泛、较自由、幅度较大地使用汉字。一个具体的例子是《红楼梦》,它的文字丰富多彩,语言生动鲜活,而没有较大的字库是绝难达到的;近代的梁启超根徐志摩的作品也是如此。

  照理说,通常汉字中常用字只有3500个,所以学习这样一个数量的汉字并不是“难于上青天“的事--这个道理无论对繁体字或简化字都是一样。研究汉字的人都知道一个常识,它也是汉字的优势之一:即,我们可以用这3500左右的单字复合成12-15倍的词汇,达到40000-50000个词。这是英语和其他拉丁化语言很难做到的。其原因是由于每一个单字的汉字都有其不同的含义,而字之间的前后搭配、互融就能衍生出一个新的含义。如一个”爱“字,我们可以组合成热爱,喜爱,疼爱,可爱,酷爱,怜爱,钟爱,友爱,情爱,宠爱,溺爱……,以英文为例,要表达这11种爱,不但需要信息量大,单字长,而且组合的方式远比中文复杂。

  六.向“世文遗委”申报的汉字是繁体汉字而非简化字

  如果人们对韩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端午节”作为他们“文化遗产”记忆犹新的话,现在我们又处于“风声鹤唳”的时刻了:据相當可靠的消息,韩国可能正在准备申请汉字为他们的文化遗产!如果確實如此,那么台湾、日本会不会在不久的将来也要为汉字申遗呢?

  千百年来我们的繁体汉字都是自然发展着的文字“生态”,直到近一百年才人为被“革了命”,而且被推进了一条拉丁化的死胡同。非但如此,那些人还要完全废弃文言文,将汉字从形式到内容来一个彻底地革命。总之,为了获得“现代性”,他们已将汉字这个数千岁的健康人草草率率地克了隆,并断生了我们现今的残疾儿--简化字。所以我们为汉字申遗是繁体的申遗,我们要为一个健康的汉字大系申请,而非他的残疾儿简化字。

  如果抛开历史,不谈文明的持续性,单就理论上来说,繁体与简化各具优势:繁体笔画多,组合复杂,但正于此,信息也多,而且具有相当的逻辑性,字体平衡,优美;简化字笔画相对少,组合简化,书写速度会增快。但是缺点也明显,由于信息少,往往造成混乱,尤其是在使用电脑的时候,这类的混淆就更为显著,如,凸发,突发;代表,戴表;军龄,军令;舞会,午会等。从美学的纬度而论--这方面中国的书法家与热爱书法的人都有同感,即简化字的字形缺少美感。

  从简化的效益来看,自五十年代颁布的简化字总表以来,实际简化的字数是515个;加上简化的偏旁,算在一起是2000余个。据一位新加坡的学者的统计,《汉字简化方案》共列繁体字544个,平均每个字16.8画;简化后成为515个,平均每个字8.16画,每个简化字占原来繁体字笔画的50.7%。【谢世涯《新中日简体字研究》225-227页,语文出版社1989年版】于是有人以此为佐证为简化字大唱赞歌。更有人将过去“扫盲的成就“来为”简化字不能走回头路“请命“。

  诚然,过去,在我们充分考虑到在汉字尚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输入的字盘、无法使其与西文竞争进入技术时代这个弊病时,使用简化字的确使得初学者节约了书写的时间,而且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起到了一定的扫盲的作用。不过时代在变化,近年来,在我们的文字学家与电脑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汉字已经克服了重重难关,达到了可以“信息化“、”电脑化“的水平。所以简化字“好写”、“ 能节约时间” 的长处已经降低到最低的限度。现在的学生,尤其在大城市中,用电脑进行中文打字已经成为无可逆转的趋势,而中国的农村也将步这个现代化的进程。使用电脑的人都知道,繁体与简化的汉字在速度方面实在无从比较优劣了,因此。反使简化字的缺欠突兀了出来。

  再者,申请繁体字为世遗的根本原因是:繁体汉字是我们海峡两岸共同的文明遗产,而简化字只是近百年的“时尚”的结果,更何况它的归宿是拉丁化--这是每一个热爱中国文化人都不能容忍的。

  不过除了申遗的事是当务之急以外,必须承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要繁简并行,不要强制一方,双轨最后的结果是恢复传统的中国汉字。

  补遗

  繁体汉字申遗的建议是我于2004年5月在牛津大学举行的“五湖论坛”的讲座上提出来的;当时便得到了很多与会的中国学者、学子积极响应,并把此项提案作为我们于后成立的跨文化组织“子午学社”的中心任务。2005年1月18日,我参加了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先生在伦敦举行的座谈会(章新胜先生是一年一度轮值的联合国教科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执行主席),当我在会上将繁体汉字申遗的事情提出来后,我惊讶地得知韩国已经准备将汉字申遗了!

  2005年1月25日于英国伦敦

  子午学社附议

  子午学社主要成员:

  苏立群(人文主义者,文学、戏剧著作者,任教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喻佑斌(北京理工大学哲学教授、牛津大学访问学者)

  胡未三(凤凰卫视欧洲台前新闻主播,任教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郭毅可(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教授)

  赵翼舟(书法家,任教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杨丽(北大教授,剑桥大学访问学者)

  

Published by

Janet Williams 張玉雲

I am Janet Williams, an academic living in the southeast of England. I blog about culture, history, languages and my community. I created Chandler's Ford Today. During my spare time, I make Origami. Thank you for stopping by.

3 thoughts on “为汉字(繁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呼吁书–苏立群老师”

  1. 看过了,勺子表示严重支持。
    于汉字,事实上勺子更喜繁体些,感觉繁体字写出来特别漂亮,这可能是小时候练习毛笔字的后遗症?现在用钢笔或签字笔写字,感觉也还是繁体字漂亮呢,只是笔画多吗?不尽然。。。

    发现我真的是被混淆了,手写的时候也简繁混用了(大概是想写繁体,可是有些写不出),哈哈~

  2. 虽然我在学校学的是简体字, 但是因学过书法墨笔字,并且以前某些报纸还运用繁体,所以基本上是看得懂繁体字。
    可能这是苏教授的学者观点。但我想如果已会认繁或简体字其一,即使没学过,要认另一体,应该不是很难吧?除此之外,我本身是非常支持持续书写文化。
    注:挺喜欢你的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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